本文作者：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林毅夫 
       理論以幫助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為目的，既源于實踐，又指導實踐。但是，理論的適用性取決于條件的相似性。實踐證明，根據西方主流理論指導轉型和發展的國家并不成功，而少數成功國家的轉型和發展道路卻違背了西方主流的經濟理論。把西方主流的經濟理論全盤照搬到發展中國家，常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缺憾。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一批歐美派理論經濟學家在國內進行了大刀闊斧的“休克療法”，包括價格自由化、國有資產私有化、財政穩定化等。由于在改革上急于求成、忽視國情，“休克療法”給俄羅斯帶來了惡性通貨膨脹、國有資產被大規模侵吞等極其嚴重的后果。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之所以能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就在于中國從實際出發，找到了一條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的道路，形成了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在持續深化改革中不斷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實現了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有機結合。
       西方主流經濟理論指導發展中國家為什么會失敗？在結構主義倡導的進口替代趕超戰略下，發展中國家政府要優先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但這不符合發展中國家資本相對短缺的現實。因而，此類產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企業家不會自發投資，只有依靠政府給予各種保護補貼才能發展。這樣的發展不具有可持續性，必然走向失敗。
       一、發展經濟學深受西方主流經濟理論影響
       發展經濟學興起于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最初是作為西方國家的一門經濟學分支學科。它以西方主流經濟理論為基礎，以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為主要研究對象。
       發展經濟學在早期主要表現為結構主義。結構主義發展理論研究的核心問題是，剛擺脫殖民統治或半殖民地地位的不發達經濟體應通過何種經濟機制，使國內經濟結構從以傳統農業為主轉變為現代化的制造業和服務業經濟，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追趕。結構主義發展理論深受當時西方主流的凱恩斯主義影響，針對普遍存在于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失靈，主張政府對市場的替代作用，提倡實施進口替代戰略，以實現國內生產結構的轉變。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美國和德國之所以能夠趕超英國，很大程度上也可以歸結為采用了進口替代戰略來發展經濟。
       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由于主張政府干預的凱恩斯主義難以解決發達國家的滯脹問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隨之在美英興起，發展經濟學自此深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繼承了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自由經營、自由貿易等思想，推崇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自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隨著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政策的推行而盛極一時，并向發展中國家推廣。
       二、西方主流經濟理論在發展中國家實踐中的失敗
       先看結構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結構主義主張的進口替代戰略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得以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發展中國家民族工業尤其是消費品工業的發展，增強了這些國家獨立發展經濟的能力，降低了經濟的對外依賴程度，但這一戰略在發展現代化大工業的努力上卻遭遇了挫敗。阿根廷、巴西、印度、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賓和許多非洲國家的工業化發展經驗表明，進口替代戰略大幅降低了經濟效率，抑制出口，加劇失業，導致國際收支惡化和危機不斷。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東亞的一些經濟體，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及我國臺灣地區，則在經過一段時間的進口替代工業化過渡后，采取了出口導向戰略。
       再看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的推廣蔓延，并沒有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經濟繁榮，反而弊端不斷暴露，消極影響日益凸顯，給眾多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造成了嚴重危害。俄羅斯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教訓非常慘痛。蘇聯解體后，俄羅斯一批歐美派理論經濟學家在國內進行了大刀闊斧的“休克療法”，包括價格自由化、國有資產私有化、財政穩定化等。由于在改革上急于求成、忽視國情，“休克療法”給俄羅斯帶來了惡性通貨膨脹、國有資產被大規模侵吞等極其嚴重的后果。拉丁美洲和東南亞一些國家，由于推崇新自由主義，并在西方國家的壓力下，推進貿易自由化，放松資本賬戶管制，實行大規模私有化，減少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導致國家經濟嚴重衰退。
       新自由主義或“華盛頓共識”的失敗在于，它以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制度及其發展模式為圭臬，認為后進國家要實現經濟的起飛和現代化，在經濟制度和政策安排上必須向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看齊，實施全面的、徹底的甚至是過度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改革。過度的自由化導致東歐和拉美國家民族經濟凋敝，國內經濟和金融大多被外國資本所控制；過度的私有化導致拉美國家儲蓄率大幅下降，進而導致其經濟深陷“中等收入陷阱”；過度的市場化導致多數拉美、中東和東歐國家基礎設施得不到有效改善，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重要瓶頸，這就在事實上宣告了新自由主義的破產。
       三、西方主流理論難以解釋成功經濟體的發展實踐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香港、新加坡、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推行出口導向型戰略，重點發展勞動密集型加工產業，利用工資優勢承接了日本和西方發達國家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吸引了外國大量的資金和技術，在短時間內實現了經濟騰飛，成為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從當時盛行的理論來看，亞洲“四小龍”經濟發展績效是無法解釋的。當時在西方占主流的結構主義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追趕發達國家的主要方式是推行進口替代戰略，加快發展可以與發達國家直接競爭的現代化資本密集型產業。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更是西方主流經濟理論所無法解釋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不同于蘇東國家采取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激進式“休克療法”，中國不搞全盤私有化，不搞缺乏政府宏觀調控的過度市場化，不搞沒有資本賬戶管制的盲目自由化，形成并堅持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例如，在培育市場主體上，一方面，對涉及國計民生、需要國家支持的大中型國有（國營）企業，在一定時期內保證資金供給和國家分配的物資，在此基礎上，通過深化改革，增強企業活力，逐步使國有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市場主體；另一方面，鼓勵發展城鄉合作經濟、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多種所有制經濟，對傳統的、受到抑制的勞動密集型輕工業，全面放開市場準入。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之所以能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就在于中國從實際出發，找到了一條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的道路，形成了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在持續深化改革中不斷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實現了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有機結合。回首30多年，正是當時被西方主流經濟理論認為是完全行不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改革目標和路徑，使得中國實現了經濟穩定快速發展。
       中國道路的成功秘訣，就在于打破新自由主義所謂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的神話，在堅持發揮中國共產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基礎上，妥善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這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一個新突破，也是中國道路、中國方案對構建真正屬于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經濟學的重大貢獻。
       四、發展中國家轉型和發展現象需要新解釋
       為何中國發展如此成功，有些國家卻發展緩慢甚至出現倒退？依據筆者多年的經驗觀察，認為關鍵之處在于發展中國家在轉型和發展中不能照搬西方主流理論，而要用適合自己的理論解釋和指導實踐。
       現實國情決定了一個國家適合發展的產業結構。一個國家在一個時點上的資本、勞動、自然資源等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決定了這個時點的比較優勢和具有競爭力的產業結構，這樣的產業結構代表了這個國家在這個階段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對于一個國家來說，發展經濟是為了提高收入水平，提高收入水平的前提是決定勞動生產率水平的產業結構得到提高，而產業結構水平是由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在發展中國家，通常是資本比較稀缺，但勞動力與自然資源相對豐富，因而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就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或資源密集型產業。在發達國家，資本相對豐富，勞動力資源相對短缺，更有利于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發展中國家要提高收入水平，應當根據自身的比較優勢發展各種產業，從而最大地創造剩余和最快地進行資本積累，以改善本國的要素稟賦結構，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提高本國經濟發展水平。
       產業的發展與轉型需要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安排。法律、金融等制度安排，必須和產業發展的結構、規模和風險特性相適應，才有可能發揮比較優勢，從而形成國家競爭優勢。因此，發展中國家若要使其比較優勢轉變為競爭優勢，除了發揮要素生產成本的優勢外，必須降低交易成本。這就需要根據各種產業的資本需求量和風險，以及規模經濟和市場范圍的特性，為其發展提供相適應的金融、法律和基礎設施。按照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能夠最大地創造剩余和最快地積累資本，但前提是存在能夠準確反映各種要素相對稀缺性的“有效市場”，以及使制度環境和基礎設施能夠隨著資本的積累、比較優勢的變化和產業的升級進行相應完善的“有為政府”。建立“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并處理好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是經濟健康發展和成功轉型的制度前提。
       西方主流經濟理論指導發展中國家為什么會失敗？在結構主義倡導的進口替代趕超戰略下，發展中國家政府要優先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但這不符合發展中國家資本相對短缺的現實。因而，此類產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企業家不會自發投資，只有依靠政府給予各種保護補貼才能發展。這樣的發展不具有可持續性，必然走向失敗。新自由主義的失敗則在于對政府失靈的原因缺乏正確的認識，用“看不見的手”片面否定以致取消“看得見的手”的作用。發展中國家存在于市場中的各種扭曲，實際上是因政府保護趕超戰略下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而出現的。由于受保護的大企業通常是國民經濟和國防安全的基礎，如果取消所有保護補貼，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必將倒閉，引發大量的失業和社會政治動蕩。為避免社會動蕩和國防安全的需要，轉型中國家的政府在推行“華盛頓共識”的改革中，取消了原有的保護補貼之后，又引進各種新的、隱蔽的保護補貼，其效率往往比原來的保護補貼更低。
       違背西方主流經濟理論的漸進式、雙軌制改革為什么會成功？主要是因為：這一改革方式對原來優先發展的缺乏自生能力的資本密集型產業部門給予轉型期保護，有效維護了經濟和社會穩定；同時，政府放開原先受到抑制的、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部門的準入，并因勢利導促其發展，使經濟得以保持可持續增長。而符合比較優勢部門的快速增長積累了資本，使原先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獲得自生能力，轉型期的各種保護補貼隨之減少直至取消。比較優勢部門的發展還創造了大量的就業，使得一些并非國防安全和民生所必須、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破產后失業人員再就業成為可能，避免了社會動蕩，為經濟轉型贏得了比較穩定的社會環境。
       總之，由于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許多條件不同，照搬發達國家經驗的西方主流經濟理論是行不通的，必須依據本國國情，加強理論創新，以指導本國發展實踐。發展中國家之間具有較為相似的條件、挑戰和機遇，來自中國的理論創新不僅能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作出貢獻，也將有助于其他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和“中等收入陷阱”。